红通移除成功案例｜黄有龙案法国移除红色通知的来龙去脉
导语
2021年3月，一名与中国知名演员赵薇关系密切的新加坡籍商人，在法国波尔多机场走下私人飞机后，因中国申请发布的国际刑警红色通知被法国警方扣留。
中国有关机关指控其涉嫌参与与“团贷网”有关的巨额洗钱活动，并随后向法国正式提出引渡请求。
然而，案件的发展并未按照中方预期进行。
波尔多上诉法院最终拒绝引渡。此后，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Control of INTERPOL’s Files，简称CCF）暂时阻断成员国访问有关数据，并于2022年决定将相关红色通知及个人数据从国际刑警信息系统中删除。
根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及其合作媒体披露的法国法院材料，这名在CCF公开决定中被匿名处理的申请人，被指与黄有龙案相对应。
这起案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红通移除成功”，更在于它完整展示了：
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如何被证明具有政治性目的；
法国法院拒绝引渡后，红色通知为何不会自动失效；
当地法院判决如何转化为CCF可以采纳的证据；
CCF如何在普通刑事指控、政治目的和人权风险之间作出判断；
红色通知被删除后，当事人仍需处理哪些国家数据库及旅行风险。
黄有龙案的核心经验是：
赢得引渡案件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红色通知能否被移除的，是法院拒绝引渡的具体理由，以及这些理由能否证明有关数据违反国际刑警组织的人权与政治中立原则。
一、黄有龙是谁？案件为何受到关注？
黄有龙是中国演员、商人赵薇的丈夫，后来取得新加坡国籍，并长期在境外从事商业及投资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刑警组织公开的CCF决定经过匿名处理，并未在决定书中直接写明“黄有龙”的姓名。
将该匿名决定与黄有龙案对应起来，主要依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法国广播电台及《世界报》等媒体对法国法院文件、案件时间线和相关人物关系所作的交叉调查。
ICIJ报道中将申请人称为“H.”，并披露了以下信息：
当事人为出生于中国、后来取得新加坡国籍的商人；
在法国波尔多拥有葡萄酒庄；
经常与妻子赵薇一同出现在中国媒体报道中；
2021年3月在波尔多机场因中国申请发布的红色通知被捕；
中国有关机关希望其回国，并在孙力军案件中提供证言。
这些特征使有关匿名CCF决定与黄有龙案之间形成了高度对应关系。
但是，从法律写作的严谨性出发，仍然应当区分：
CCF决定书直接确认的事实；
法国法院认定的事实；
中国有关机关提出的刑事指控；
申请人一方提出的抗辩；
媒体根据匿名材料识别出的当事人身份。
二、中国为何申请发布红色通知？
根据CCF决定书所记载的中方材料，中国东莞有关机关指控申请人与“团贷网”案件有关，涉嫌通过多家公司及银行账户转移犯罪所得。
中方提交的主要指控包括：
中国检察机关已经批准逮捕；
涉案资金通过若干企业和银行账户流转；
有关企业或账户被指受到申请人实际控制；
部分资金随后被转移至中国境外；
涉案金额约为人民币6.3289亿元；
申请人的行为涉嫌构成洗钱犯罪。
中国国家中心局据此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系统发布相关数据，请求其他成员国协助寻找并临时拘捕申请人，以等待引渡或者其他类似法律程序。
必须强调的是：
红色通知所记载的是请求国提出的刑事指控，不是国际刑警组织对当事人有罪作出的认定。
国际刑警组织不会独立审判刑事案件，CCF也无权认定申请人是否构成洗钱犯罪。
三、法国机场被捕与引渡程序启动
2021年3月22日，申请人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法国波尔多机场后，被法国警方依据红色通知扣留。
中国有关机关随后正式向法国提出引渡请求。
至此，案件进入两个同时进行、但相互独立的程序：
程序 | 负责机构 | 审查问题 |
|---|---|---|
法国引渡程序 | 法国司法机关 | 是否可以将申请人引渡至中国 |
红通删除程序 | 国际刑警组织CCF | 相关数据能否继续在国际刑警系统中处理和传播 |
申请人并没有等法国引渡案件结束，才处理红色通知。
2021年5月27日，其向CCF提出删除国际刑警数据的申请；6月2日，CCF确认申请符合受理条件。
这是一项重要的程序策略。
如果一直等待法国法院作出最终判决，红色通知在此期间仍可能继续在国际刑警系统中传播。当事人即使在法国获得释放，一旦进入其他国家，仍可能再次被扣留。
四、一通来自马云的电话，改变了案件性质
ICIJ取得的法国法院材料显示，申请人在法国被捕后不久，曾接到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电话。
根据公开的通话内容，马云表示，中国有关人员希望申请人立即返回中国，并认为由马云出面最有可能说服其回国。
报道进一步指出，中国有关机关希望申请人回国后，就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的案件提供证言。
这与红色通知上所记载的洗钱指控并不完全相同。
申请人一方由此主张：
红色通知表面上针对洗钱犯罪；
实际目的之一是迫使申请人返回中国；
中国有关机关希望其在孙力军案件中提供证言；
国际刑警渠道可能被用于实现与红色通知所载罪名不同的目的。
这项证据对案件产生了重要影响。
案件不再只是“洗钱指控是否成立”，而转变为：
中国是否利用普通刑事罪名和国际刑警渠道，迫使一名境外人士回国参与高度敏感的政治及反腐案件？
五、法国法院为什么拒绝引渡？
2021年7月15日，波尔多上诉法院拒绝中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根据CCF决定书及公开报道，法国法院主要关注三个方面。
1. 洗钱指控的事实描述存在不足
法国法院审查了中国引渡材料中描述的具体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是否构成法国法律下可以执行引渡的犯罪。
法院关注的问题包括：
申请人具体实施了什么行为；
其是否知道有关资金属于犯罪所得；
相关企业和账户是否确实由其控制；
资金流转与洗钱犯罪之间是否存在足够联系；
中方材料是否达到法国批准引渡所要求的证明标准。
法院认为，相关材料没有充分证明中国引渡请求中归责于申请人的具体行为，能够构成法国法律下可执行引渡的犯罪。
这并不等于法国法院宣告申请人无罪，而是说明中方提交的事实和证据不足以满足法国的引渡标准。
2. 引渡请求可能具有政治性目的
法国法院进一步考虑了申请人被要求在孙力军案件中提供证言的背景。
孙力军曾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其案件具有明显的高级政治及反腐背景。
如果红色通知和引渡请求的实际目的，不仅是追究申请人涉嫌实施的洗钱行为，还包括迫使其回国参与另一宗政治敏感案件，那么案件便可能触及《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3条。
该条规定：
严禁国际刑警组织从事任何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者种族性质的干预或活动。
洗钱属于普通刑事犯罪，但CCF不会只看罪名名称。它还会审查：
请求国的真实目的；
普通刑事指控是否只是形式上的理由；
红色通知是否被用于迫使某人回国作证；
政治因素是否压倒了普通刑事执法因素。
3. 回国后可能面临严重人权风险
法国法院还考虑了申请人被引渡至中国后可能面临的待遇，特别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即通常所称的RSDL风险。
法院关注的问题包括：
是否可能被羁押在未公开地点；
是否可能长期无法联系家属；
能否及时获得自行选择的律师；
能否在第一次讯问前获得保密法律意见；
是否可能被迫提供证言；
是否存在酷刑或其他不当待遇风险；
有关保护措施是否能够在中国实际执行。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法国是否批准引渡，也触及《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所要求的基本人权原则。
六、法国拒绝引渡后，红色通知为什么没有自动消失？
法国法院只决定法国是否执行引渡，无权直接命令国际刑警组织删除红色通知。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拒绝引渡，可能存在多种原因：
没有适用的引渡条约；
引渡文件逾期；
翻译或认证不符合要求；
当事人具有被请求国国籍；
追诉时效届满；
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
存在该国特有的宪法或程序障碍。
这些理由未必说明红色通知本身违反国际刑警规则，也未必能够约束其他国家。
因此，法国法院拒绝引渡后：
中国国内刑事案件可能仍然存在；
中国国内逮捕令可能仍然有效；
红色通知原则上仍可能继续传播；
申请人进入其他国家时仍可能被扣留；
必须由CCF另外决定国际刑警数据是否合规。
本案真正关键的，不是“法国拒绝引渡”这一结果，而是法国法院认定的具体理由涉及政治目的和严重人权风险。
七、法国判决如何进入CCF审查程序？
法国法院作出判决后，申请人一方需要将完整判决及有关材料补充提交给CCF。
一份当地法院判决要对红通删除产生实质作用，不能只提交判决首页或者一句“法院拒绝引渡”。
申请材料应当明确指出：
法院是否认定引渡具有政治目的；
法院是否接受强迫作证或报复风险；
法院是否认为红色通知罪名与真实目的不一致；
法院是否认定存在酷刑或秘密羁押风险；
法院是否质疑请求国的证据；
法院是否认为外交或司法保证不足。
CCF原则上采用书面审理，除极为特殊的情况外，不会举行口头听证。
自2026年3月26日起，新的CCF申请原则上必须通过专用在线平台提交。申请人可以通过平台提交材料、查询进度及接收决定。CCF现行申请程序
八、CCF如何核实法国法院的判决？
CCF没有只接受申请人一方对法国判决的解释。
委员会进一步向法国国家中心局核实：
法国法院是否确实作出有关判决；
判决日期及程序状态；
法院拒绝引渡的准确理由；
判决是否仍然有效；
法国有关机关对案件性质的正式立场。
这是案件证据结构发生变化的关键节点。
在法国国家中心局确认以前，“引渡具有政治目的”主要是申请人的抗辩；经过确认以后，它成为法国司法机关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判断，并通过国际刑警成员国渠道进入CCF审查。
CCF同时给予中国国家中心局回应机会。
中方可以继续说明：
国内刑事案件的法律基础；
洗钱指控的具体事实；
申请人与相关企业、账户及资金之间的关系；
国内逮捕令是否仍然有效；
为什么需要申请人回国；
对政治目的和强迫作证指控的回应；
对秘密羁押、酷刑及公正审判风险的回应。
九、CCF没有认定案件“完全虚构”
在分析政治性和人权问题以前，CCF首先审查了洗钱指控是否具有最低事实基础。
委员会注意到：
洗钱在性质上属于普通刑事犯罪；
中方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流转情况；
材料描述了申请人被指承担的角色；
中方提交了逮捕文件、法律条文、账户信息及其他资料；
案件并非只有一个罪名或一句笼统指控。
因此，CCF并没有认定洗钱指控完全虚构，也没有代替刑事法院宣告申请人无罪。
这一点非常重要。
黄有龙案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证明根本不存在任何刑事案件”之上，而是建立在：
即使案件表面上存在普通刑事因素，政治目的和人权风险仍然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使国际刑警组织不能继续处理有关数据。
十、政治性为何最终压倒了普通刑事属性？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3条并不意味着，只要案件涉及政治人物，红色通知就必须删除。
CCF需要在案件的普通刑事因素与政治因素之间进行综合衡量。
本案中，CCF重点考虑了：
法国法院已经对政治目的作出实质判断；
法国国家中心局确认了法院判决的内容；
有证据显示申请人被要求就孙力军案件提供证言；
红色通知所载洗钱罪名与要求其回国作证之间存在差异；
请求国在引渡程序以外的实际行为支持申请人的主张；
申请人回国后可能面临秘密羁押和强迫取证；
继续传播数据可能使国际刑警组织参与一项政治性跨境追诉。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治目的和人权风险最终压倒了案件表面上的普通刑事属性。
十一、正式删除之前，CCF先采取了临时保护措施
2021年11月8日，在CCF作出最终决定以前，成员国对争议数据的访问已经被阻断。
“阻断访问”不等于最终删除。
在这一阶段：
有关数据可能仍保存在国际刑警系统中；
CCF的实体审查尚未结束；
中国国家中心局仍可提交意见；
一般成员国不能继续正常访问或使用有关数据；
红色通知在跨境拘捕中的实际效力受到明显限制。
这一措施可以降低CCF审查期间再次发生拘捕或引渡的风险。
但是，临时阻断不会自动适用于所有案件。通常需要证明：
风险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当事人已经因红色通知被捕；
近期存在再次跨境旅行或拘留风险；
申请提出了有力的政治性或人权理由；
继续传播数据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十二、2022年CCF决定移除红色通知
2022年1月26日，CCF认定相关数据不符合国际刑警组织规则，应当删除。
其判断逻辑可以概括为：
中国提出的洗钱罪名属于普通刑事案件；
中方提交了一定的事实及文件；
但法国法院经过司法审查，拒绝执行引渡；
法院认定请求涉及迫使申请人就政治敏感案件提供证言；
法国国家中心局确认了法院的判断；
案件同时涉及秘密羁押、强迫取证和不公正审判风险；
继续保存及传播有关数据不符合《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和第3条；
相关数据因此应当从国际刑警信息系统中删除。
所以，本案并不是：
法国拒绝引渡，国际刑警便自动删除红色通知。
而是：
法国判决提供了经过独立司法审查的政治性和人权风险证据，CCF在听取法国、中国及申请人各方材料后，依据自身规则作出独立的数据合规决定。
十三、CCF删除决定如何执行？
CCF作出决定后，由国际刑警总秘书处负责在信息系统中执行。
按照现行规则，主要程序包括：
CCF将书面决定交给国际刑警总秘书处；
总秘书处从国际刑警信息系统中删除或更正相关数据；
总秘书处向CCF确认决定已经执行；
CCF向申请人及数据来源国发送附理由决定；
CCF通知双方有关决定已经实施；
国际刑警通知此前接收过相关数据的成员国。
现行《CCF规约》第41条规定，总秘书处原则上应当在收到决定后一个月内执行。数据被删除或更正后，总秘书处还应及时通知曾经接收有关数据的成员国。
十四、红通移除成功后，是否可以自由旅行？
CCF删除决定会显著降低国际旅行风险，但不能理解为当事人从此绝对不会被扣留。
红通移除通常意味着：
有关红色通知不应继续在国际刑警系统中传播；
中国不能继续通过同一项国际刑警数据要求其他成员国协助拘捕；
曾经收到数据的成员国应当收到删除或更正通知；
当事人因该项红色通知再次被捕的风险显著降低。
但它不等于：
CCF宣告当事人无罪；
中国国内刑事案件已经撤销；
中国国内逮捕令自动失效；
各国本国数据库已经同步清除；
双边警务请求自动失效；
请求国不能根据新的案件重新申请国际协查；
当事人进入任何国家都绝对不会被盘查。
CCF只能处理国际刑警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无权直接删除各国独立保存的国家警务记录。
因此，在红通移除成功后，通常还应当：
核查是否存在单独的扩散通报；
核查是否存在双边警务请求；
联系曾经实施拘捕的国家更新本国记录；
保留CCF决定书和执行确认；
在重要旅行前准备律师说明；
对目的地国家进行单独风险评估；
核查请求国是否提出新的国际协查。
十五、黄有龙案带来的五点启示
第一，CCF申请不必等待引渡案件结束
申请人可以在引渡程序进行期间向CCF提出删除申请，再把当地法院作出的有利判决作为补充证据提交。
第二，拒绝引渡的理由比结果更重要
文件逾期、翻译错误或者没有引渡条约，未必足以证明红色通知违规。政治目的、强迫作证、酷刑风险和程序滥用才可能直接触及国际刑警规则。
第三，普通刑事罪名也可能掩盖政治性目的
即使通知使用洗钱、诈骗或贪污等普通刑事罪名，CCF仍会审查请求国的真实目的以及政治因素是否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国家法院判决具有重要证据价值
经过司法程序形成的事实认定，通常比申请人的单方陈述更有分量。尤其是在有关国家中心局确认判决内容后，其证据价值会进一步提高。
第五，红通移除不是所有风险的终点
删除国际刑警数据后，还需要处理成员国数据库、双边警务请求、国内逮捕令和旅行风险等后续问题。
结语：一宗红通移除成功案件背后的完整法律路径
黄有龙案表面上是一宗涉嫌巨额洗钱的国际追逃案件，但随着法国引渡程序展开，案件背后的强迫作证、政治敏感背景和人权风险逐渐进入法院视野。
法国法院拒绝引渡，没有自动消灭红色通知，却完成了三个重要的证据转变：
把申请人的政治追诉主张，从单方陈述转化为司法机关的正式判断；
通过法国国家中心局的确认，使判决进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正式审查渠道；
将案件从普通洗钱指控，转化为《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和第3条下的人权与政治中立问题。
最终，CCF不是因为认定申请人无罪而删除数据，而是认为：
即使案件具有一定的普通刑事基础，继续利用国际刑警系统传播有关数据，仍可能使国际刑警组织参与一项以政治性取证为重要目的、并伴随严重人权风险的跨境追诉。
这正是黄有龙案能够实现红通移除的核心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