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通真实案例分享之五——塞浦路斯绝地逢生：国家司法担保函为何仍未能促成引渡？

一次原本普通的塞浦路斯考察之旅，最终演变成一场持续近两年的国际引渡攻防。

当事人持旅游签证从香港出发，前往塞浦路斯了解当地环境及商业机会。入境时，他并未遭到阻拦，也不知道自己的个人资料已经或者即将被录入国际刑警数据库。

直到准备离开塞浦路斯，在机场接受出境检查时，边境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当事人已经被中国通过国际刑警渠道发布红色通知。

塞浦路斯警方随即将其扣留。

中国随后不但正式提交引渡请求，还投入了远超普通案件的资源：派出中国法律教授、司法实务专家及相关专业人员参与诉讼，解释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并向塞浦路斯方面提供国家层面的司法和人权保证。

但是，塞浦路斯法院最终仍然拒绝引渡。

这起案件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也成为欧洲法院审查中国引渡请求、外交保证和公正审判风险的重要案例。

为保护当事人及其家属隐私，本文隐去姓名、企业名称、案件编号、具体旅行日期以及其他可以识别身份的信息。部分案件背景来自当事人一方的陈述；法院最终并未审理中国刑事指控是否成立。

一、入境没有问题，为什么离境时才触发红色通知？

很多人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顺利进入某个国家，就说明其名下没有国际刑警红色通知。

这并不准确。

当事人入境和离境之间，可能发生几种变化：

第一，中国可能在其入境以后才完成红色通知的数据上传；

第二，红色通知可能早已存在，但相关资料尚未同步到当地边境系统；

第三，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等身份资料在后期得到补充，系统才完成准确匹配；

第四，入境时没有触发人工复核，但离境检查时出现进一步比对。

因此，一次顺利入境，不能证明下一次过关仍然安全。

本案中，当事人使用的是正常有效的旅行证件，持旅游签证进入塞浦路斯，并非使用虚假身份或者伪造护照。真正触发扣留的，是中国发起的国际刑警红色通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引渡风险。

二、红色通知触发后，案件如何进入塞浦路斯引渡程序？

国际刑警红色通知不是国际法院签发的逮捕令，也不代表当事人已经被认定有罪。

它主要是一项国际警务协作请求：请成员国协助确定某人的位置，并根据当地法律考虑采取临时控制措施，为正式引渡争取时间。

塞浦路斯警方在机场确认身份后，可以依据国内法律先行扣留当事人。案件随后需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临时逮捕和身份确认

警方核对红色通知、护照资料、出生日期、照片及其他身份信息，并确认中国是否确实要求采取临时逮捕措施。

当事人应尽快获得律师和翻译协助，了解扣留依据，并要求司法机关审查继续羁押是否必要。

第二阶段：等待中国提交正式引渡申请

红色通知本身不能代替正式引渡请求。

中国需要通过中央机关及外交渠道，按照中塞引渡条约提交：

• 被请求人的身份资料；

• 逮捕或者追诉文件；

• 涉嫌犯罪的事实说明；

• 适用的中国法律条文；

• 可能判处的刑罚；

• 支持指控和引渡要求的相关材料。

第三阶段：塞浦路斯主管机关审查

塞浦路斯司法及公共秩序部门、总检察长系统和检察机关会审查请求是否符合条约及国内程序，然后将案件提交有管辖权的地区法院。

行政机关同意把案件送入法院，不代表已经决定引渡。真正决定引渡在法律上是否允许的，是塞浦路斯法院。

第四阶段：地区法院实体审理

地区法院通常需要审查：

• 被捕人员是否就是请求文件中的对象；

• 文件是否符合条约规定；

• 指控行为是否满足双重犯罪原则；

• 是否存在追诉时效或者重复追诉问题；

• 案件是否具有政治、宗教或其他不当目的；

• 引渡后是否存在死刑、酷刑、任意拘押或者不公正审判风险；

• 请求国提供的外交保证是否具体、可靠并可以监督。

本案中，法院认为请求文件的形式条件基本成立，双重犯罪要求也没有成为决定性障碍。

中国的引渡请求真正失败的原因，是人权风险和司法保证的可信性问题。

三、这是中塞引渡条约下的第一宗案件吗？

中国与塞浦路斯签署引渡条约后，塞浦路斯通过国内立法使其生效。

公开资料普遍将本案视为该条约生效后，首宗进入全面实体审理、并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展开系统性证据审查的代表性案件。

但有两个表述需要严格区分：

第一，本案不是“第一个被塞浦路斯实际引渡回中国的人”。

因为法院最终拒绝引渡，当事人并没有被移交中国。

准确说法应当是：

本案是中塞引渡条约生效后，首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引渡请求实体审理案件之一，并最终以拒绝引渡告终。

第二，目前不能说塞浦路斯已经正式“废止”或者“暂停”中塞引渡条约。

塞浦路斯现行法律资料中仍然可以查到批准该条约的2019年实施法，也没有显示其已经被正式废除。

更准确的结论是：

此案以后，尚未见塞浦路斯依据该条约成功向中国实际移交被请求人的公开案例；在《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约束下，该条约在实践中受到非常严格的人权审查。

条约仍在，不代表每一项请求都可以执行。

国际条约必须与塞浦路斯宪法、《欧洲人权公约》以及具有约束力的欧洲人权判例一并适用。

四、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视这起案件？

本案的特殊之处，是中国方面投入了非常强大的专业资源。

中国没有只提交一份简单的引渡函，而是安排法律教授、司法专家及相关专业人员参与案件，向塞浦路斯检控方和法院解释：

•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如何运行；

• 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分别承担什么职责；

• 中国法律如何禁止刑讯逼供；

• 被羁押人员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提出申诉；

• 当事人如何获得律师帮助；

• 中国法院如何保障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

• 国家层面的司法担保将如何执行。

出庭的中方专家中，包括具有北京大学法学院背景、曾在中国司法行政系统担任职务，并参与中国引渡法律研究的资深法律学者。

这表明中国方面希望把该案塑造成一次具有示范作用的成功引渡。

如果塞浦路斯法院接受中方保证并批准引渡，它可能被中国用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案件中，证明中国可以提供符合欧洲人权标准的司法承诺。

但结果恰恰相反。

塞浦路斯法院在听取中方专家解释后，仍然认为这些保证不足以消除真实风险。

从判例影响看，这比一个没有中方专家、没有正式保证的普通案件更具分量。

法院不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制度而拒绝引渡，而是在听取双方大量专家证据以后，仍然拒绝接受中方的核心论证。

五、中国政府提供了什么样的司法担保？

这类文件通常被称为“司法担保函”“人权保障书”或者“国家司法公正担保”。

但在欧洲引渡法中，更准确的概念是外交保证，即Diplomatic Assurances。

它并不是中国法院作出的裁判，也不是当事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司法命令。

其主要目的，是向塞浦路斯承诺：如果同意引渡，当事人回国以后将获得特定待遇。

本案中的保证主要试图解决以下问题：

不实施酷刑或不人道待遇

中方表示，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和基本权利将依法受到保护，不会遭受酷刑、暴力讯问或者其他不人道待遇。

依法采取羁押措施

中方表示，逮捕、刑事拘留、审前羁押以及后续刑罚执行将按照中国法律进行。

提供律师帮助

中方介绍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律师制度，并表示当事人可以获得辩护和法律协助。

保障公正审判

中方表示，当事人将由有管辖权的法院依法审判，享有陈述、辩护及其他程序权利。

提供投诉和检察监督渠道

中方强调，看守所和监狱受到检察机关监督。当事人如果认为权利受到侵犯，可以向有关机关投诉。

通过外交渠道进行跟进

中方提出可以通过外交沟通、情况通报或者其他方式，让塞浦路斯方面了解当事人的羁押和案件进展。

从文件形式看，这些内容覆盖了欧洲法院关注的主要人权问题。

但法院要审查的不是保证写了多少条，而是这些承诺能否真正执行。

六、塞浦路斯法院为什么不接受司法担保函？

1. 外交机关能否约束公安、检察院、法院和监狱？

法院首先面对一个根本问题：

即使中国外交机关代表国家作出承诺，这项承诺在中国国内刑事程序中是否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实际控制当事人的可能是地方公安机关、看守所、检察院、法院和监狱，而不是负责发出外交文件的机关。

如果承诺没有被转化为可以由当事人直接援引和强制执行的国内法律权利，那么一旦承诺被违反，当事人可能没有有效救济。

2. 中国国内监督能否被视为“独立监督”？

中方提出的主要监督机制，仍然位于中国国家系统内部，例如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的监督以及有关投诉程序。

但欧洲法院所要求的独立监督，不能完全依靠被请求国自身报告“承诺已经得到遵守”。

法院需要考虑：

• 塞浦路斯人员能否不经安排进行探视；

• 能否与当事人单独、保密交谈；

• 能否安排独立医生检查；

• 当事人能否安全投诉而不遭报复；

• 发现违规后能否立即停止讯问或者羁押；

• 当事人被移交后，能否在必要时返回塞浦路斯。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答案，外交探视最多只能发现部分问题，不能有效防止侵害。

3. 第一次讯问前的律师权利不足

塞浦路斯法院特别关注，当事人可能要在第一次讯问完成后，才能获得有效的律师协助。

第一次讯问往往是刑事案件最关键的阶段。

如果当事人在没有独立律师、没有保密咨询、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接受讯问，后来再允许律师介入，可能已经无法修复强迫供述或者程序不公造成的损害。

这一点不仅涉及酷刑风险，也直接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保障的公正审判权。

4. 司法独立和政法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辩方专家证据涉及中国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政法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中方专家在作证时也承认，在被认定为政治敏感或者涉及社会稳定的案件中，政法系统内部的协调机构可能对案件处理提供意见或者指导。

法院还审查了中国最高司法机关有关坚持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公开表述。

因此，问题不只是法律条文是否规定法院独立审判，而是：

在现实运行中，法院能否独立于公安、检察机关及政治协调机制，对刑讯逼供、非法证据和案件指控作出有效审查？

5. 中国使馆的公开表态与无罪推定发生冲突

本案中非常不利于中方的一点，是中国驻塞浦路斯使馆曾在诉讼期间公开评论案件。

有关表态将当事人描述为犯罪人员，声称相关犯罪事实具有确凿证据，并批评当事人及律师利用政治、人权和宗教问题影响公众。

但当时当事人尚未在中国接受审判。

塞浦路斯法院因此产生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疑问：

如果代表请求国的使馆已经公开认定当事人犯罪事实成立，未来的中国法院是否仍然能够真正遵守无罪推定？

一方面提交保证，承诺当事人会获得公正审判；另一方面又在审判前公开把当事人描述成犯罪人员，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6. 诉讼期间针对家属的措施削弱了保证的可信度

辩方还提交证据，指向当事人伴侣及其在中国境内的家属在引渡程序期间受到压力，部分亲属被采取拘留或者追捕措施。

中方否认这些行为属于施压，并表示相关人员本身涉嫌犯罪。

塞浦路斯法院不需要在引渡程序中最终判定每一项指控是否成立，但必须评估：

• 这些措施为何集中发生在反对引渡期间；

• 家属案件与当事人案件是否存在直接联系；

• 是否存在利用亲属促使当事人“自愿回国”的风险；

• 这些行为是否与国家担保中承诺的依法、公正处理一致。

外交保证不能脱离请求国在案件进行期间的实际行为单独评价。

7. 当事人的个人背景进一步提高风险

除中国羁押系统中的一般风险外，当事人还提出了与其个人信仰及过去经历有关的风险证据。

法院认为，这些因素可能使其面临比普通经济犯罪嫌疑人更高的风险。

因此，中方不能只提交适用于所有案件的标准化承诺，而需要针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提供更加严格、可以独立验证的保护机制。

七、法院最终依据哪三项权利拒绝引渡？

《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酷刑及不人道待遇

第3条是绝对权利。

无论当事人被指控的犯罪多么严重，也无论中国与塞浦路斯是否存在引渡条约，只要存在遭受酷刑或者不人道待遇的真实风险，塞浦路斯就不能执行引渡。

法院认为，中方保证不足以排除中国羁押场所中已经由多项独立报告证明的风险。

第5条：人身自由及防止任意拘押

法院关注当事人回国以后是否可能遭受长期审前羁押，以及这种羁押是否受到独立法院及时、有效的审查。

“羁押符合中国国内法”并不能自动证明其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

第6条：公正审判

法院进一步认为，当事人的律师权利、无罪推定、司法独立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都存在重大疑问。

这是本案特别重要的部分。

以往许多欧洲法院主要依靠第3条拒绝向中国引渡；本案则进一步明确，严重的公正审判风险也可以成为独立的拒绝理由。

最终，塞浦路斯法院拒绝中国的引渡请求，并解除针对当事人的相关限制。

八、塞浦路斯的法院体系如何运作？

本案发生时，塞浦路斯司法体系尚未完成后来的结构改革。现行法院体系可以简化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地区法院

地区法院是多数引渡案件的第一审法院。

机场触发红色通知后，临时逮捕、羁押审查、证据听证、条约条件以及人权抗辩，通常首先由相关地区法院处理。

本案由拉纳卡地区法院审理，因为扣留和相关程序与拉纳卡机场有关。

第二层：上诉法院

塞浦路斯在司法改革后设立了独立的上诉法院，负责审理大多数民事和刑事上诉。

上诉通常根据一审记录进行，法院可以维持、变更或者推翻原决定，也可以在适当情况下命令重新审理。

第三层：最高法院

现行塞浦路斯最高法院主要负责重大公共利益、法律解释一致性以及特定三审法律问题。

最高法院还具有签发人身保护令、调卷令、禁止令等特别司法命令的专属权限。

需要注意，本案发生时适用的是改革前的法院架构。今天处理类似案件时，应根据改革后的法院体系判断具体上诉路径。塞浦路斯法院官方架构、欧洲电子司法门户

九、被错误扣留或者长期羁押，可以获得司法补偿吗？

拒绝引渡并不等于此前的逮捕必然违法。

如果警方依据当时有效的红色通知、临时逮捕请求和法院命令采取行动，即使引渡最终失败，当事人也不一定自动获得赔偿。

可能的救济包括：

• 申请保释或者变更羁押条件；

• 挑战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和比例性；

• 申请人身保护令；

• 对引渡决定提出上诉；

• 在羁押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时提出赔偿请求；

• 国内救济用尽后，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请救济。

《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5款规定，因违反第5条而被逮捕或羁押的人，应享有可执行的赔偿权。

但当事人需要证明的不只是“引渡最后没有成功”，而是羁押本身违法、过长，或者没有得到迅速有效的法院审查。

欧洲人权法院后来在涉及塞浦路斯长期引渡羁押的案件中，曾认定塞浦路斯违反第5条，并判给非财产损害赔偿及诉讼费用。这说明赔偿渠道确实存在，但不是每个被拒绝引渡的人都会自动获得赔偿。

十、塞浦路斯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是什么关系？

塞浦路斯是《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

欧洲人权法院不是塞浦路斯国内法院的普通上诉法院，也不会重新审理中国指控是否成立。

它审查的是塞浦路斯是否履行了公约义务。

通常，当事人需要先用尽塞浦路斯国内有效救济，才可以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请。

如果引渡已经迫在眉睫，并存在不可逆转的酷刑或者生命风险，律师还可以考虑申请Rule 39临时措施，要求在欧洲人权法院审查期间暂停移交。

但提交申请不会自动暂停引渡，Rule 39也只在紧急、严重且具有不可逆风险的案件中适用。

十一、Liu v. Poland为什么改变了整个欧洲？

塞浦路斯判决作出前不久，欧洲人权法院在Liu v. Poland中对向中国引渡确立了极为重要的标准。

该案涉及一名在波兰面临向中国引渡的人士。

欧洲人权法院综合联合国文件、政府报告及国际组织材料后认为，中国看守所和监狱中持续、一致出现的酷刑及其他虐待报告，可以达到一种普遍暴力状态。

这一认定产生了三个关键影响。

第一，不再要求每个人都证明自己会被单独针对

过去，反对引渡的人往往需要证明：

“因为我的政治立场、宗教、身份或者个人经历，我特别容易遭受酷刑。”

Liu判决改变了证明结构。

如果当事人被引渡后必然进入中国看守所或者监狱，广泛存在的羁押风险本身就可能触发第3条保护，不一定还要证明自己会被特别挑选出来虐待。

第二，国内法院必须主动审查最新国情证据

法院不能只说：

“请求国承诺依法办案，所以风险已经解决。”

它必须审查最新、可靠和相互印证的联合国报告、政府资料、专家证据及非政府组织研究，并解释为什么这些资料能够或者不能证明风险。

第三，外交保证必须接受实质审查

Liu案中的中方材料主要被视为非正式说明，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不足以消除风险。

但Liu判决没有宣布所有正式外交保证永远无效，而是留下了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提供正式、具体的国家保证，结果是否会不同？

塞浦路斯案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提供了正式保证，派出司法专家和法律教授解释制度，塞浦路斯法院仍然认为：

• 保证缺乏足够的独立监督；

• 国内可执行性不足；

• 律师介入时间不能充分保护当事人；

• 使馆公开表态破坏无罪推定；

• 请求国在案件期间的实际行为与保证存在矛盾；

• 第3、5、6条风险没有被真正排除。

因此，可以把两个案件的关系概括为：

Liu v. Poland建立了欧洲法院审查向中国引渡的一般人权基线；塞浦路斯案件进一步证明，即使中国提交正式司法保证并派出高级专家解释，也不代表保证必然足以排除风险。

十二、这起案件为什么堪称“绝地逢生”？

当事人在机场被红色通知锁定以后，面临的不再是一次普通的出入境问题。

中国已经正式提出引渡；中塞之间存在生效条约；形式文件基本符合要求；中方还投入专家团队，并提供国家层面的司法保证。

从程序上看，这是一个已经走到完整实体引渡审理的高风险案件。

案件最终实现逆转，依靠的不是一句“中国司法不公”，而是一条完整证据链：

• 中国羁押场所的最新国情资料；

• 联合国及国际机构报告；

• 欧洲人权法院判例；

• 中国法律制度专家证言；

• 当事人的个人经历及具体风险；

• 对司法保证签发权限、执行机制和监督能力的逐项质疑；

• 中国使馆公开言论与无罪推定之间的矛盾；

• 诉讼期间发生的家属压力和跨境行为证据。

这也是本案给其他红色通知当事人最重要的启示：

有引渡条约，不等于一定会引渡；有国家担保，不等于法院必须接受；只有把制度风险、个人风险和保证无法执行的原因转化为证据，才能真正改变案件结果。

结语：条约仍在，但人权审查改变了它的实际边界

这起案件之后，公开资料中尚未出现塞浦路斯依据中塞引渡条约成功将人员实际移交中国的代表性案例。

这不宜简单表述为“塞浦路斯已经正式停止执行条约”，因为目前没有查到废止或者暂停条约的官方文件。

更准确、更有法律分量的结论是：

中塞引渡条约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塞浦路斯法院必须优先履行《欧洲人权公约》义务。只要中国羁押、任意拘留和公正审判风险不能被具体、独立、可执行的保障所消除，法院就不能仅凭条约和外交承诺批准引渡。

对当事人而言，这是一次塞浦路斯机场开始的绝境逃生。

对欧洲司法实践而言，它证明了一个更加深远的原则：

国家之间可以签署引渡条约，但任何政治合作和外交承诺，都不能凌驾于禁止酷刑、保障人身自由和公正审判的基本义务之上。

免责声明：

本文根据匿名化案例材料、公开判决资料及一般法律规则整理，仅用于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针对任何个人或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国际刑警记录、引渡程序、庇护申请和欧洲人权救济高度依赖个案事实；如本人或家属已经被扣留，应立即联系当地具有刑事、引渡和国际人权经验的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