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9日，一名从土耳其飞往摩洛哥的中国籍维吾尔族男子，在卡萨布兰卡机场落地后被警方带走。

他叫 Yidiresi Aishan，中文官方姓名常译作伊德里斯·哈桑，英文资料也常写作 Idris Hasan。

摩洛哥警方告诉他，中国以涉嫌参与恐怖组织为由，对其申请了国际刑警红色通知。

案件看起来似乎会沿着一条常见路径发展：

红色通知——机场逮捕——正式引渡——移交中国。

但不到一个月，国际刑警组织便撤销了针对他的红色通知。

按一般人的理解，既然红色通知已经被撤销，他是不是应该立即获释？

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

中国随后绕过已经失效的国际刑警通知，依据刚刚生效的中摩引渡条约继续提出正式引渡请求。

2021年12月，摩洛哥法院作出有利于引渡的意见。

此后，伊德里斯·哈桑既没有被送往中国，也没有获得自由，而是在摩洛哥监狱中继续被关押了三年多。

直到2025年2月，他才在被羁押43个月后获释，两天后抵达美国。

这宗案件集中揭示了红色通知案件中三个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红色通知被撤销，不代表国内引渡程序自动终止。

法院认为可以引渡，不代表当事人一定会被实际移交。

引渡被国际机构叫停，也不代表当事人会立即获释。

一、伊德里斯·哈桑是谁？

伊德里斯·哈桑出生于1988年，是中国籍维吾尔族穆斯林，来自新疆库尔勒一带，从事计算机及网络相关工作。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案件决定记载，哈桑曾在中国石油大学学习。2008年至2009年间，他曾被警方拘留一天，并称自己在拘留期间遭到殴打。

2012年，他与家人移居土耳其。此后，他曾公开讨论新疆人权状况，也参与帮助在土耳其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士。

2014年至2017年间，哈桑曾多次被土耳其移民机关行政拘留。2020年，土耳其向其发放人道主义居留许可。

2021年，哈桑认为自己继续留在土耳其已经不再安全，于是决定离开，并经摩洛哥前往其他国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恐怖主义”或“参与恐怖组织”等内容，均为中国方面在红色通知和引渡请求中提出的指控。

摩洛哥法院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查的是：

• 摩洛哥能否依法将其引渡；

• 红色通知是否符合国际刑警规则；

• 当事人返回中国后是否面临酷刑风险；

• 摩洛哥能否继续长期羁押当事人。

这些程序并没有对哈桑是否实施了有关犯罪作出最终刑事定罪。

二、中国方面对他提出了什么指控？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决定记载，中国方面指控哈桑违反中国刑法第120条，涉嫌加入或积极参与恐怖组织。

有关红色通知称：

• 哈桑于2012年离开中国；

• 涉嫌加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 曾管理名为Sadik或Siddiqlar的网络平台；

• 涉嫌从事网络宣传活动；

• 中国方面于2014年7月对其签发逮捕令；

• 如被定罪，可能面临无期徒刑。

中国方面还指称，他曾前往叙利亚并参与有关组织的活动。

哈桑及其律师否认这些指控，认为案件与他的维吾尔族身份、人权活动及网络工作有关。

附件研究报告同样把此案列为中国利用红色通知提出海外引渡请求的代表案例，并指出，当事人一旦被送回中国，可能面临任意拘押、酷刑或其他不人道待遇风险。

三、一张2017年的红色通知，为什么到2021年才导致逮捕？

国际刑警红色通知显示，中国方面于2017年3月13日对哈桑提出国际追查请求。

红色通知并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直接作出的刑事判断，也不代表国际刑警组织认定当事人有罪。

它的作用主要是：

• 把请求国的国内逮捕令信息传递给其他成员国；

• 请求成员国协助定位当事人；

• 根据成员国本国法律采取临时逮捕；

• 等待请求国提交正式引渡文件。

国际刑警组织也明确说明，红色通知不是一张全球通用的国际逮捕令。每个国家是否逮捕当事人，仍由该国依据本国法律决定。

哈桑在土耳其生活多年，没有因此被送回中国。

但当他在2021年7月19日抵达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机场时，摩洛哥边境及警方系统识别到有关通知，并立即采取了逮捕措施。

2021年7月20日，他被移交给摩洛哥刑事调查部门，随后被送往Tiflet 2监狱，等待摩洛哥最高司法机关审查中国的引渡请求。

这说明：

红色通知可能长期处于非公开状态，也可能在当事人多年后进入某个执行更积极的国家时，突然产生实际后果。

四、国际刑警为什么撤销这张红色通知？

哈桑被捕后，国际刑警组织重新审查了有关通知。

2021年8月，国际刑警先暂停，随后正式撤销该红色通知。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决定记载，撤销原因是该通知不符合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第3条及相关数据处理规则。

国际刑警章程第2条和第3条意味着什么？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要求国际警务合作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

第3条则明确禁止国际刑警组织介入具有以下性质的事项：

• 政治；

• 军事；

• 宗教；

• 种族。

国际刑警组织目前的审查规则同样要求，红色通知不得违反基本人权原则，也不得把国际刑警系统用于政治、宗教或种族性质的追查。

因此，国际刑警撤销通知具有重要意义。

它表明：

国际刑警组织不再允许自己的通信和数据库继续被用于追查哈桑。

但是，这个决定并没有直接命令摩洛哥法院释放他，也没有自动撤销中国的国内逮捕令。

这也成为整宗案件最关键的法律分界点。

五、红色通知已经撤销，为什么引渡程序还能继续？

因为红色通知和正式引渡，是两套相互关联但彼此独立的程序。

红色通知的作用

红色通知主要帮助请求国：

• 找到当事人；

• 触发临时逮捕；

• 为正式提交引渡请求争取时间。

正式引渡的作用

正式引渡则依据：

• 两国之间的引渡条约；

• 被请求国的国内法；

• 请求国提交的逮捕令和证据；

• 法院及行政机关的决定。

哈桑被捕时，中国与摩洛哥之间已经存在正式引渡条约。

中摩引渡条约于2016年5月11日签署，并于2021年4月16日生效。

也就是说，条约生效仅约三个月后，哈桑就在摩洛哥机场被捕。

国际刑警撤销红色通知后，中国没有放弃案件，而是直接援引中摩引渡条约，向摩洛哥提出：

• 临时逮捕请求；

• 正式引渡请求；

• 中国国内逮捕令；

• 有关网站截图；

• 指控及相关刑事文件。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后来特别指出，即使红色通知已经撤销，中国仍然能够通过中摩引渡条约重新提出并维持引渡请求。

因此：

删除红色通知，可以切断国际刑警渠道，但未必能够阻止请求国另行提交国家对国家的正式司法请求。

六、中国提交文件不完整，为什么摩洛哥没有直接驳回？

哈桑的案件在2021年8月首次进入摩洛哥最高司法机关审理时，并没有立即获得批准。

听证曾多次延期。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方面最初没有及时向摩洛哥提交完整的起诉或指控文件。

摩洛哥法院要求中国按照引渡条约补充：

• 正式引渡申请；

• 国内逮捕决定；

• 指控事实；

• 适用法律；

• 与案件相关的司法材料。

中国随后于2021年8月补交有关文件，并继续维持临时逮捕请求。

这说明摩洛哥并不是仅凭红色通知就直接批准引渡。

但摩洛哥法院的审查重点，主要集中于：

• 请求是否满足条约形式；

• 有关行为在中摩两国是否均构成犯罪；

• 请求是否由中国方面认定的有权机关提出；

• 文件是否达到引渡程序的最低要求。

至于红色通知已经被国际刑警撤销，摩洛哥法院并没有把这一点视为必须终止全部程序的决定性理由。

七、哈桑是否申请了政治庇护？

有。

哈桑被关押后，向联合国难民署驻摩洛哥办事处提出庇护申请。

2021年10月21日，联合国难民署向其出具文件，确认其寻求庇护者身份。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案件记录还记载，哈桑此后获得了难民身份。

这一事实非常重要。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已经被确认面临迫害风险，其引渡、驱逐或遣返程序都应接受更加严格的不遣返审查。

但是，2021年12月15日，摩洛哥法院仍然作出支持中国引渡请求的意见。

换言之，在本案中同时存在三个看似矛盾的结论：

• 国际刑警已经撤销红色通知；

• 联合国难民机构已经确认其保护身份；

• 摩洛哥法院仍认为引渡请求可以继续。

这也是为什么案件随后迅速进入联合国人权机制。

八、摩洛哥法院为什么仍然认为可以引渡？

2021年12月15日，摩洛哥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第1799号意见，认为中国的引渡请求可以获得支持。

摩洛哥政府后来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解释：

• 涉嫌参加恐怖组织的行为，在中国和摩洛哥都属于犯罪；

• 中摩引渡条约要求的双重犯罪条件得到满足；

• 条约并没有严格限定中国必须由哪一个具体司法机关提出请求；

• 哈桑已经获得翻译、律师及法院听证机会；

• 红色通知撤销不影响中国依据引渡条约提交独立请求。

摩洛哥法院还没有接受辩方关于案件具有政治性质的主张。

但“法院支持引渡”并不等于已经完成引渡

根据摩洛哥的程序，法院作出有利于引渡的意见后，还需要由摩洛哥政府首脑通过行政法令确认，实际移交才能执行。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记载，摩洛哥法院的意见在政府首脑通过引渡法令后，才可能实际执行。

因此，本案的程序是：

法院审查是否可以引渡——政府决定是否签署移交法令——执法机关执行实际移交。

这中间仍然存在人权审查和国际紧急措施介入的空间。

九、联合国为什么在法院决定后立即介入？

摩洛哥法院作出有利于引渡的意见后，联合国四名人权专家于2021年12月16日公开要求摩洛哥停止移交。

联合国专家认为，哈桑如果被送回中国，可能面临：

• 任意拘押；

• 强迫失踪；

• 酷刑；

•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专家特别指出，风险不仅来自其维吾尔族及穆斯林身份，也来自中国方面对其提出的恐怖主义指控。

联合国专家还批评，摩洛哥的引渡程序没有对哈桑面临的个人风险进行充分审查。

不遣返原则是什么？

不遣返原则要求：

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被送往另一个国家后将面临酷刑、迫害或其他严重侵害，所在国不得通过引渡、驱逐、遣返或其他形式将其送走。

这一原则不因以下因素而失效：

• 两国之间存在引渡条约；

• 当事人被指控严重犯罪；

• 请求国提供笼统外交保证；

• 所在国希望加强执法合作。

联合国专家明确指出，双边引渡条约不能解除摩洛哥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不遣返义务。

十、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采取了什么紧急措施？

2021年12月15日，也就是摩洛哥法院支持引渡的同一天，哈桑的家属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出个人申诉。

2021年12月20日，委员会采取临时措施，要求摩洛哥：

在委员会审理案件期间，不得将哈桑引渡或移交中国。

摩洛哥政府于2022年2月确认，已经遵守这一要求，引渡暂时停止。

这一步非常关键。

摩洛哥法院此前已经认为可以引渡，但由于联合国临时措施：

• 政府不能立即执行移交；

• 当事人仍留在摩洛哥；

• 联合国开始独立审查其被送回中国后的风险；

• 引渡案件进入“可以引渡但暂时不能移交”的状态。

十一、为什么哈桑没有被引渡，却继续被关在监狱？

这正是本案最严重的程序矛盾。

摩洛哥一方面表示：

• 为了遵守联合国临时措施，不能把哈桑送往中国。

另一方面又认为：

• 中国的引渡请求仍然有效；

• 摩洛哥法院已经支持引渡；

• 当事人应继续处于引渡羁押状态。

结果是：

摩洛哥不能引渡他，却也长期不释放他。

哈桑被一直关押在Tiflet 2监狱。

摩洛哥政府称，他在狱中可以：

• 会见律师；

• 使用电话；

• 收发信件；

• 接受医疗；

• 获得基本生活及活动条件。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没有认定其在摩洛哥羁押期间遭受酷刑。

但委员会指出，摩洛哥没有解释：

• 引渡被无限期暂停后，继续羁押的法律期限是什么；

• 是否定期审查羁押必要性；

• 是否存在保释或替代措施；

• 如果多年无法引渡，应当如何结束拘押。

委员会因此认为，哈桑陷入了一个长期、缺少明确结束机制的法律真空。

十二、43个月羁押是怎样形成的？

哈桑从2021年7月被捕，到2025年2月获释，共被关押约43个月。

这43个月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这说明：

引渡案件的风险，不仅是“最终会不会被送走”，还包括当事人可能在等待决定期间失去数年自由。

十三、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最终认定了什么？

2024年7月15日，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就第1111/2021号申诉作出决定。

委员会首先审查了中国整体人权状况，包括：

• 新疆地区有关拘押、失踪及虐待的资料；

• 联合国人权机构记录的酷刑和不当待遇报告；

• 涉恐案件中的秘密或长期羁押风险；

• 维吾尔族人士被遣返后的风险。

但委员会没有仅凭中国存在一般性问题就直接作出结论。

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了哈桑个人的风险因素：

• 他是维吾尔族穆斯林；

• 曾参与有关政治及人权活动；

• 中国以恐怖主义罪名追查他；

• 他曾在中国被拘留和殴打；

• 中国曾在土耳其持续追查他；

• 红色通知已经因违反国际刑警规则被撤销；

• 没有获得足以排除酷刑和不公平审判风险的可靠保证。

委员会最终认定，哈桑如果被引渡至中国，将面临：

可预见、真实、现实且个人化的酷刑风险。

因此，摩洛哥如果执行引渡，将违反《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

十四、哈桑案与刘宏涛诉波兰案有什么不同？

两宗案件都以中国红色通知和正式引渡请求开始，最终都因酷刑风险未被实际移交。

但两案的法律结构并不相同。

刘宏涛诉波兰案

刘宏涛面对的是普通跨境电信诈骗指控。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中国刑事羁押体系存在的广泛风险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即使当事人不是政治异议人士，也可能因进入该体系而面临《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风险。

伊德里斯·哈桑案

哈桑的风险具有更明显的个人化因素：

• 维吾尔族身份；

• 宗教身份；

• 海外人权活动；

• 恐怖主义指控；

• 过去被拘留和殴打的经历；

• 难民及寻求庇护身份；

• 国际刑警因人权及政治性质问题撤销通知。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因此认为，他的个人情况与中国整体状况叠加后，形成了现实酷刑风险。

十五、红色通知撤销后，摩洛哥继续羁押是否合法？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合法”或“非法”。

摩洛哥政府的立场

摩洛哥认为：

• 哈桑被捕时红色通知仍然有效；

• 中摩引渡条约已经生效；

• 中国随后提交了独立正式请求；

• 即使红色通知撤销，条约请求仍可维持引渡程序；

• 摩洛哥法院也已经作出有利意见。

哈桑一方的立场

辩方认为：

• 原始逮捕基础已经失效；

• 红色通知因违反国际刑警规则被撤销；

• 当事人已获得国际保护；

• 实际引渡长期无法执行；

• 没有定期、有效的羁押审查；

• 数年关押已失去比例性。

联合国委员会的结论

禁止酷刑委员会没有仅仅因为红色通知被撤销，就认定所有国内程序自动失效。

但委员会明确批评了摩洛哥长期维持没有明确终点的引渡羁押，并要求摩洛哥：

释放哈桑，或者在摩洛哥确有刑事指控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本地审判。

十六、联合国决定作出后，为什么又过了约7个月才获释？

禁止酷刑委员会于2024年7月作出决定，并要求摩洛哥在90天内报告采取的措施。

但哈桑没有立即被释放。

他继续被关押至2025年2月12日。

公开资料没有完整披露：

• 摩洛哥最终以哪一份国内法院命令结束羁押；

• 是否正式撤销了政府层面的引渡执行程序；

• 中国是否撤回了引渡请求；

• 摩洛哥与有关国家之间进行了哪些外交安排。

能够确认的是，2025年2月12日，摩洛哥当局释放哈桑。

2025年2月14日，他抵达美国并在那里获得重新安置。

因此，本文不会把其获释归因于某一项尚未公开核实的单独因素。

更稳妥的结论是：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最终决定、国际人权机构持续介入、红色通知已经撤销以及长期羁押的法律压力，共同使实际引渡最终未能执行。

十七、摩洛哥对中国引渡请求究竟是什么态度？

哈桑案表明，摩洛哥采取了一种明显分阶段的态度。

第一阶段：执法机关积极执行红色通知

哈桑一落地便被逮捕，并迅速被送入引渡羁押。

这说明摩洛哥执法机关当时对中国通过国际刑警提交的信息采取了高度配合态度。

第二阶段：红色通知撤销后继续接受正式引渡请求

摩洛哥没有因为国际刑警撤销通知就终止案件，而是允许中国通过中摩引渡条约重建法律基础。

这说明在摩洛哥看来：

国际刑警数据程序与国家之间的正式司法合作并不是同一件事。

第三阶段：法院侧重审查条约和双重犯罪条件

摩洛哥法院接受了中国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指控框架，并认为中摩两国法律均将相关行为规定为犯罪。

法院没有因红色通知撤销或哈桑的政治、族群背景而直接否定中国请求。

第四阶段：政府没有无视联合国临时措施

尽管法院支持引渡，摩洛哥政府仍遵守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要求暂停移交的临时措施。

哈桑没有被实际送回中国。

第五阶段：长期不释放暴露制度缺陷

摩洛哥在“不引渡”和“不释放”之间维持了三年多，引渡羁押逐渐演变为缺乏明确终点的长期拘押。

第六阶段：最终接受不遣返底线

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明确认定引渡将违反《禁止酷刑公约》后，摩洛哥最终释放哈桑，并允许其前往安全第三国。

十八、本案为什么是“法院批准不等于实际移交”的典型？

在许多新闻报道中，法院一旦作出“批准引渡”的决定，媒体就会直接写成：

当事人即将被引渡。

但现实并非如此。

哈桑案至少还存在四道后续关口：

1. 摩洛哥政府首脑是否签署执行法令；

2. 联合国临时措施是否允许移交；

3. 不遣返风险是否已经得到充分审查；

4. 当事人的庇护及难民身份是否构成保护。

摩洛哥法院虽然在2021年12月支持中国请求，但最终直到2025年哈桑获释，都没有发生实际移交。

因此，整理红色通知案件时，必须严格区分：

• 法院受理请求；

• 法院认为可以引渡；

• 行政机关批准引渡；

• 所有救济程序结束；

• 当事人实际被交给请求国。

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与其他步骤混为一谈。

十九、红色通知被撤销，究竟能带来什么实际帮助？

红色通知撤销并不是没有价值。

它可以产生以下重要效果：

• 国际刑警成员国不应继续通过该通知进行合作；

• 当事人在其他国家被再次自动拦截的风险可能降低；

• 辩方可以用撤销决定质疑请求的政治、人权或证据基础；

• 所在国法院必须重新审视最初逮捕依据；

• 当事人可以要求删除与通知有关的国际警务数据；

• 金融机构、移民机关及边境部门可能据此更新风险记录。

但它不能自动完成以下事情：

• 撤销请求国的国内逮捕令；

• 阻止请求国提交正式引渡请求；

• 命令所在国释放当事人；

• 终止所在国已经签发的国内拘捕决定；

• 撤销其他国家的刑事调查或资产冻结。

哈桑案说明，红色通知撤销后，辩方仍然必须继续处理：

• 正式引渡程序；

• 庇护和难民保护；

• 不遣返主张；

• 长期羁押；

• 联合国紧急措施；

• 请求国基础刑事指控。

二十、哈桑案对红色通知当事人有哪些现实意义？

1. 必须同时准备国际刑警和国内法院两条路线

只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删除通知，可能不够。

如果请求国已经知道当事人所在地，很可能直接通过外交、司法协助或引渡条约提交正式请求。

2. 族群、宗教及政治背景必须形成个人化证据

一般性人权报告很重要，但很多法院和国际机构仍会要求当事人证明个人风险。

可能需要准备：

• 过去被拘留或虐待的证据；

• 政治或人权活动记录；

• 组织成员及工作证明；

• 公开文章和网络记录；

• 家属被问询或施压的材料；

• 请求国持续海外追查的证据；

• 个人身份与基础指控之间的联系。

3. 恐怖主义指控不能自动排除人权保护

《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具有绝对性质。

即使当事人被指控恐怖主义、严重暴力或其他重大犯罪，只要存在真实酷刑风险，所在国仍不得把其送往有关国家。

这不等于免除刑事责任。

所在国仍可以：

• 调查是否具有本国管辖权；

• 要求请求国提交可信证据；

• 在本国起诉；

• 考虑向安全第三国移交；

• 采取合法、成比例的安全措施。

4. 要把反引渡和反长期羁押分开处理

即使引渡暂时被叫停，当事人也可能继续被关押。

因此必须单独提出：

• 保释；

• 人身保护；

• 替代羁押；

• 定期司法复核；

• 电子监控；

• 居住限制；

• 护照保管；

• 要求政府明确引渡时间表；

• 因引渡已无现实可能而申请释放。

5. 国际临时措施可以阻止不可逆转的移交

哈桑案中，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临时措施，使法院已经支持的引渡没有被立即执行。

但紧急申请通常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准备：

• 法院决定；

• 预计移交时间；

• 请求国风险报告；

• 当事人个人证据；

• 国内救济已经用尽或无效的说明；

• 一旦移交便无法补救的理由。

结语：一张被撤销的红色通知，为什么仍让一个人失去43个月自由？

伊德里斯·哈桑案最重要的价值，不只是摩洛哥最终没有把他送回中国。

它揭示了红色通知、正式引渡和人权保护之间并不是一条直线。

案件经历了以下变化：

• 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红色通知寻找当事人；

• 摩洛哥在机场将其逮捕；

• 国际刑警发现通知不符合组织规则并予以撤销；

• 中国转而依据中摩引渡条约提交正式请求；

• 摩洛哥法院仍然作出有利于引渡的意见；

• 联合国紧急叫停实际移交；

• 哈桑在不能被引渡的情况下继续被长期羁押；

• 联合国最终认定引渡将造成真实酷刑风险；

• 摩洛哥在43个月后释放当事人。

因此，本案留下了三条极具现实意义的法律结论。

第一，红色通知被撤销，不等于正式引渡请求自动消失。

第二，法院支持引渡，不等于行政机关一定能够实际移交。

第三，成功阻止引渡，不等于长期羁押问题已经解决。

对于受到中国红色通知影响的人而言，真正有效的策略，必须同时处理：

• 国际刑警数据；

• 请求国国内逮捕令；

• 所在国引渡程序；

• 庇护及难民保护；

• 不遣返原则；

• 保释及长期羁押；

• 国际紧急措施；

• 安全第三国安置。

只处理其中一项，往往不足以真正解除风险。

跨境红色通知与引渡法律服务

如您本人、家人或关联企业可能受到以下事项影响：

• 中国国际刑警红色通知；

• Diffusion扩散通报；

• 机场或边境拦截；

• 临时逮捕及引渡羁押；

• 红色通知被撤销后仍面临国内程序；

• 中国正式引渡请求；

• 政治、宗教或族群迫害风险；

• 酷刑及不公平审判风险；

• CCF数据访问或删除程序；

应尽早进行跨司法管辖区评估。

英国法律管家可根据个案情况，协助或协调有关国家的执业律师处理：

• 国际刑警数据状态核查；

• CCF访问、纠正、暂停及删除申请；

• 英国及欧洲引渡风险评估；

• 机场临时逮捕及保释应对；

• 外交保证可靠性分析；

• 酷刑、迫害及公平审判证据整理；

• 难民、庇护和不遣返程序协调；

• 多国刑事调查及资产冻结衔接；

• 国际人权机构紧急措施准备。

红色通知和引渡案件通常具有严格时限。应根据当事人的国籍、身份、所在国家、基础指控、旅行路线及可能转机地区分别制定方案。

法律及资料声明

本文依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第1111/2021号决定、联合国人权专家资料、国际刑警组织公开规则、国际特赦组织资料、MENA Rights Group资料及用户提供的《Returned Without Rights》报告整理，仅用于一般法律信息、案例研究和跨境执法制度分析，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

文中有关伊德里斯·哈桑涉嫌参与恐怖组织等内容，均按照中国方面提交的红色通知、引渡材料及联合国决定转述，不代表Jurify认定有关指控成立。

本文能够确认哈桑于2025年2月12日获释，并于2月14日抵达美国；但公开权威资料尚未完整披露摩洛哥最终结束引渡及羁押程序的全部国内法律文件。

国际刑警数据、临时逮捕、保释、引渡、遣返、庇护、难民保护和联合国个人申诉程序具有明显国家差异。任何受到有关措施影响的人士，应向相应司法管辖区具备执业资格的律师取得个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