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删除红通，为什么“存在人权风险”还需要个人证据？

“已经有很多报告指出拘押和审判存在问题，为什么申请删除红通，还要提交个人材料？”

准备国际刑警红色通知删除申请时，这是一个常见疑问。

国家背景报告、国际机构文件和公开裁判，可以帮助说明风险环境。但申请还需要解释：这些情况为什么与申请人有关，哪些事实能够将一般背景与其个人案件联系起来。

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CCF）公开的“2024年第2号决定节选”，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该案涉及公司管理人员、税务指控、人权风险及个人犯罪参与信息，最终作出删除相关数据的决定。

本文结合这一公开案例，介绍如何将人权风险主张整理成可核查的证据分析。

一、案件背景：企业管理人员面临税务指控

本案申请人为女性，与一家公司的管理有关，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成为红通对象。

她提出，同案人员已经被判刑，案件依赖供述，并提交有关供述可能受到不当手段影响、审判程序及自身健康状况的材料。来源国确认程序和逮捕令有效，却未充分回应CCF就人权及个人参与提出的问题。

CCF最终结合人权方面的疑问与犯罪活动描述不足，决定删除相关数据。

公开节选隐去了国家、姓名、疾病及具体日期，不能据罪名推断其属于某个国家，也不能将申请人的全部陈述视为已经逐项获得认定。

二、一般背景与个人证据，分别回答什么问题？

整理人权相关材料时，可以将两个问题分开：

一般背景回答的是：相关环境存在什么问题？

例如，某份报告研究了什么时期、哪些地区或机构，记录了哪些现象，采用了怎样的调查方法。

个人证据回答的是：这些问题为什么与申请人有关？

例如，申请人涉及哪类程序、可能进入何种场所、与报告所描述人群有何联系，以及是否存在个人经历或相关文件。

两类材料可以相互支持。若只有背景，个人联系可能不清楚；若只有个人担忧，也可能缺少能够帮助评估其合理性的外部资料。

因此，关键不只是报告数量，而是材料之间能否建立清晰联系。

三、如何建立从背景到个人案件的证据联系？

以下是一种整理方法，并非CCF要求所有案件采用的固定格式。

1. 明确所主张的风险

先具体说明担忧是什么。

拘押条件、强迫供述、医疗照顾和公平审判，涉及的事实与证明材料可能不同。不宜把它们笼统合并为“人权问题”。

每项风险可以分别写明：

• 可能发生什么；

• 在什么程序或环境中发生；

• 与申请人有什么联系；

• 哪些材料支持这一判断；

• 哪些环节仍然无法确认。

2. 说明个人联系

材料需要解释，申请人为何可能处于所描述的情境中。

可以核查已有程序文件、个人经历、同案材料或其他可靠记录。引用时应区分：文件已确认的内容、当事人的解释，以及根据材料提出的推论。

推论可以分析，但应明确其依据和限制。

3. 检查资料是否仍然适用

使用报告时，应注意时间、地域、对象和资料来源。

较早文件可能具有历史意义，但若用来说明当前风险，应考虑是否存在后续变化。研究特定场所的材料，也需要解释其与申请人案件的关系。

不宜仅摘取有利句子，而省略影响其含义的上下文。

四、同案人员的经历，如何用于风险分析？

同案材料可能帮助理解案件如何调查和审理，但使用前需要核对可比性。

例如：

对于“供述受到强迫”等严重指称，尤其应准确注明来源，核查是否存在投诉、医疗记录、裁判分析或其他支持文件。

不能因为某人后来改变说法，就直接认定原供述受到不当手段影响。

五、健康材料怎样与具体风险联系起来？

提交诊断文件时，应进一步明确其证明目的。

可供专业人员核查的问题包括：诊断时间、当前状况、持续治疗需求、停药或治疗中断的后果，以及有关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医疗文件、个人陈述和国家背景资料承担不同作用。医疗专业人员可以就其专业范围提供意见，但不宜要求其替代法律判断，或证明其无法核实的拘押条件。

如果文件之间存在差异，也应主动解释，而不是只保留最有利的版本。

六、专家报告怎样才更有针对性？

考虑使用专家意见时，可以先形成一份明确的问题清单，而不是只要求专家提供一篇国家概况。

例如：

• 哪些已知个人事实与其研究范围有关？

• 哪些资料可以支持相关判断？

• 有无相反信息或重要变化？

• 哪些结论属于专业意见，哪些事实未经独立核实？

• 意见存在哪些限制？

报告是否有用，应看它能否回应案件中的具体问题，而不只是篇幅或作者头衔。

专家意见与法院、CCF的正式认定也应清楚区分。

七、如何编排人权相关申请材料？

建议采用“争点—事实—证据—限制”的结构：

这种结构有助于审阅者快速看到论证过程，也便于发现缺口。

材料涉及健康、家庭或庇护等敏感信息时，还应根据实际程序安排处理披露范围，避免无目的地提交或传播。

八、不要把来源国未回复理解为自动删除

从本案获得的启示，是应提出具体、能够核查的问题，并提供相应材料。

不能据此建立“对方不回复就必然删除”的公式。

评估文件时，还需要了解CCF提出了什么问题、已有材料是什么、后续是否收到答复，以及决定最终依据哪些理由。

申请人可以做的是准确组织事实和证据，及时处理补充问题；结果仍需以正式决定及有关执行信息为准。

常见问题

只提交国际机构报告，是否足够？

应进一步解释报告与申请人的联系，以及它支持哪一项具体主张。材料是否充分，需要结合个案判断。

同案人员经历不利，是否说明申请人一定面临相同结果？

不能直接推定。需要核对角色、程序及其他个人情况的可比性。

提交医疗证明，是否就能删除红通？

不能据此保证结果。医疗文件需要说明具体状况及其与所主张风险的关系。

人权理由与个人犯罪参与问题，可以同时提出吗？

可以在材料中分别分析，但应避免将不同问题混在一起，或把一项主张当成另一项主张的证明。

这是JURIFY代理的成功案例吗？

本文解读的是国际刑警官网公开的匿名决定，不代表JURIFY曾代理该案。

本文提供一般性法律信息。具体案件需结合完整文件、现行规则及相关司法管辖区的程序评估。

主要来源： INTERPOL官方《2024年第2号决定节选》，重点为第14—22段、第31—34段及决定主文。该案最终综合人权疑问及个人犯罪活动描述不足作出删除决定，不能简化为单一健康因素或来源国未回复导致删除。

站内关联建议：

• 《拒绝引渡，为什么不等于自动删除红通？》

• 《公司涉嫌违法，董事是否当然可以被发红通？》

• 《CCF来信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