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公安“远洋捕捞”：从跨省办案到趋利性执法，谁来保护企业的财产权？
副标题：从上海企业家“亿元买自由”争议案，看异地执法、查扣冻、罚没收入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制度风险
近日，一宗涉及上海企业家与湖南邵阳县公安机关的案件，再次将“远洋捕捞”推到舆论中心。
据巫英蛟、刘虎2026年9月20日发表的调查报道，上海麦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帅因公司曾参与开发带有VPN功能的软件，于2024年被湖南邵阳县警方从上海带走。报道进一步援引当事人、家属及相关监控资料称，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曾出现要求其缴纳巨额资金以及讨论案件处理结果的情况，其中涉及金额高达1亿元人民币。
必须强调，目前关于有关公安人员“敲诈1亿元”等说法属于调查报道提出的严重指控，并不等同于已经获得生效刑事判决确认的犯罪事实。
但这宗案件真正值得关注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企业家、一亿元或者两个基层公安领导干部。
它指向的是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界和法律界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远洋捕捞”？
“远洋捕捞”并不是中国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中的正式法律术语。
它通常被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
部分地方执法机关跨越本地行政区域，到经济较发达地区对企业、企业负责人或者资金账户采取刑事立案、异地抓捕、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而案件办理又可能与罚没收入、涉案财物处置以及地方财政利益产生联系。
需要特别区分的是：
跨省办案本身并不等于“远洋捕捞”。
在网络犯罪、电信诈骗、洗钱、网络赌博等案件中，犯罪行为天然具有跨地域特征，公安机关依法异地调查、抓捕犯罪嫌疑人完全正常。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
当异地刑事执法与经济利益结合，正常的“跨省办案”是否可能异化为“趋利性执法”？
这才是所谓“远洋捕捞”的核心。
从上海到湖南：一个县公安局为什么能够办理上海企业案件？
根据目前公开的调查报道，郑帅经营的上海麦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软件开发业务。
2019年，该公司接受境外客户委托，参与开发一款具有VPN功能的软件。
2024年1月8日，郑帅在上海虹桥机场被湖南邵阳县警方带走，并被带往湖南接受调查。
随后案件的发展引发巨大争议。
调查报道援引相关监控资料称，办案过程中出现了“尹县长给你定的是1亿元”等谈话内容，并涉及缴纳资金、退赃以及案件处理方式等问题。
报道称，郑帅最终筹集并缴纳1亿元，并于2024年4月22日获得取保候审。
这就产生了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
一家注册和经营于上海的科技公司，其经营活动为什么最终由湖南一个县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在网络犯罪案件中，管辖确实可能存在多个连接点。
但也正因为如此，刑事管辖权是否被不当扩张，已经成为防止“远洋捕捞”的第一道防线。
“远洋捕捞”真正的问题不是距离，而是利益
假设湖南公安依法到上海侦办一起真实存在的刑事案件。
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因此判断一起案件是否具有“远洋捕捞”性质，不能简单看：
警察跨越了多少公里。
真正需要观察的是：
为什么立案？
为什么由这个地方管辖？
为什么冻结这些资金？
冻结范围与涉嫌犯罪金额是否相称？
涉案资金最终流向哪里？
办案地区是否能够从案件罚没中获得财政利益？
这才是问题所在。
如果刑事执法与地方经济利益形成联系，就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危险的激励结构：
立案 → 异地抓捕 → 查封、扣押、冻结 → 追缴所谓违法所得 → 罚没 → 地方财政收入
司法机关原本应该首先考虑：
有没有犯罪？
一旦受到经济利益影响，极端情况下却可能逐渐变成：
有没有可以被追缴的资产？
这两种逻辑之间只有几个字的区别，却涉及刑事司法目的的根本变化。
官方已经承认：“远洋捕捞”等问题确实存在
因此，“远洋捕捞”并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家的抱怨或者网络流行语。
湖南省公安厅在官方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材料中曾明确提到：
“部分基层公安机关变相下达罚没指标，‘远洋捕捞’等行为仍然存在，涉及违规‘查扣冻’投诉举报居高不下。”
这句话尤其值得关注。
因为这意味着，相关问题已经进入公安机关自身的执法整改范围。
湖南省公安厅后来在针对《关于遏制远洋捕捞式刑事司法的提案》的正式答复中进一步披露：
2025年2月27日，湖南部署开展集中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问题专项行动。
重点针对：
违规跨辖区立案管辖；
违规异地执法；
违规冻结资金账户；
违规处置涉案财物。
随后又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
官方披露的数据尤其值得注意：
起底问题案件3496起，涉及4240个趋利执法问题。
同时挂牌整治部分市州、县市区公安局，并约谈相关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
这说明今天讨论“远洋捕捞”，已经不需要停留在“这种现象到底存不存在”的争论上。
至少从公安机关自己公布的信息看，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和违规处置涉案财物，确实已经成为需要专项治理的问题。
为什么“远洋捕捞”容易盯上民营企业？
如果执法行为受到不当经济利益驱动，那么最有“价值”的目标自然不会是一个没有财产的普通犯罪嫌疑人。
相反，一家拥有：
数千万现金流、银行存款、支付账户、房地产、厂房、虚拟资产以及持续经营收入
的企业，其经济价值完全不同。
而互联网企业、跨境电商、游戏、支付、虚拟货币、软件开发、网络营销等行业又具有一个共同特点：
业务天然跨地域。
服务器可能在一个地方；
公司注册在另一个地方；
客户来自全国；
支付发生在不同省份；
软件用户甚至遍布全球。
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刑事程序问题：
究竟哪里具有刑事案件管辖权？
如果对于“犯罪地”的解释不断扩大，那么理论上，一个偏远县城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用户、一笔交易、一个IP地址或者某种业务联系，就可能主张案件与当地存在连接。
这也是近年来司法机关不断强调规范涉企案件管辖的重要背景。
对企业而言，最可怕的可能不是逮捕，而是“查扣冻”
很多普通公众看到刑事案件，最先想到的是“抓人”。
但对于企业而言，真正具有毁灭性影响的往往是：
查封、扣押、冻结。
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如果核心银行账户突然被冻结，可能在几天之内出现：
工资无法支付；
供应商货款无法结算；
银行贷款违约；
客户终止合作；
投资人停止投资；
企业现金流断裂。
一家企业甚至可能在法院最终判断老板有没有犯罪之前，就已经倒闭。
而刑事案件从侦查到最终判决可能持续数年。
因此，在涉企案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治原则应当是：
不能把企业全部财产简单等同于涉嫌犯罪所得。
涉嫌犯罪多少钱，就应当围绕相应财产依法调查和采取必要措施。
企业正常经营资产、其他股东资产、员工工资以及与犯罪无关的合法财产，都应当受到保护。
郑帅案件最值得追问的是：1亿元到底去了哪里？
根据目前调查报道，郑帅案件中的资金问题可能比“抓人”本身更加重要。
报道援引家属说法称，郑帅方面最终筹集并缴纳了1亿元人民币。
其中至少：
6480万元
据称后来进入：
“邵阳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这一说法目前仍需要银行流水、财政凭证以及完整司法卷宗进一步验证。
但如果相关情况最终得到确认，就会产生几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第一，这1亿元的法律性质究竟是什么？
是扣押？
退赃？
违法所得？
罚没款？
还是其他性质？
第二，在案件尚未形成生效判决的情况下，相关资金依据什么法律程序被处置？
第三，如果6480万元进入财政账户，剩余资金如何处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
办理刑事案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能因为这个案件获得直接或者间接财政利益？
这才是理解“远洋捕捞”现象的关键。
当基层财政压力遇上刑事司法权
如果一个地方财政长期面临压力，而办理一起涉企刑事案件可能产生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罚没收入，就必须警惕制度上的利益冲突。
因为公安机关掌握的是国家赋予的刑事侦查权。
这种权力可以：
限制人身自由；
搜查住宅和办公场所；
冻结银行账户；
扣押财产；
查封房地产；
调取企业商业数据。
它本应服务于一个唯一的核心目的：
依法打击犯罪。
如果这种国家强制力同时能够成为某些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就可能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
因此治理“远洋捕捞”不能只停留在：
“禁止警察违规跨省抓人。”
更深层的问题应该是：
如何从制度上切断办案机关、办案地区与罚没收入之间的不当利益联系？
“远洋捕捞”最终伤害的是营商环境
企业家并不应该拥有刑事豁免权。
如果企业涉嫌诈骗、洗钱、非法经营或者其他犯罪，公安机关当然应当依法调查。
真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从来不是：
“企业家不能抓。”
而是：
无论一个人有没有钱、是不是企业家，国家强制权力都必须按照同样明确、透明、可审查的规则运行。
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可预期性。
一个企业家应该能够知道：
谁有权对我立案？
为什么是这个地方？
冻结多少资金？
为什么冻结？
冻结多久？
哪些属于涉嫌违法所得？
哪些属于企业合法经营财产？
谁来监督办案机关？
最终罚没资金进入哪里？
如果这些问题无法获得清晰答案，企业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正常商业风险。
而是一种：
无法定价、无法预测、无法通过商业保险解决的制度风险。
资本最害怕的，恰恰就是这种风险。
中国已经开始系统整治“远洋捕捞”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这一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强调：
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
防止利用行政或者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防范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
并对出于趋利目的扩张案件管辖、人为制造异地管辖等问题加强规范。
公安系统也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
湖南更提出防止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相关制度要求，并加强对异地办案协作、账户冻结以及涉案财物处置的监督。
这至少说明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
“远洋捕捞”正在从一个企业界私下讨论的问题，变成公开进入执法监督和制度改革议程的问题。
但专项整治之外，还需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
一次专项行动可以查处一批案件。
一次内部整顿可以处分一批干部。
但如果导致趋利性执法的经济激励仍然存在，类似问题就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出现。
因此治理“远洋捕捞”最终绕不开一个根本问题：
罚没收入与办案利益必须真正脱钩。
一个地方公安机关依法追缴100万元犯罪所得，与依法追缴10亿元犯罪所得，在办案机关自身利益上不应该存在区别。
换句话说：
办案归办案，财政归财政。
国家当然应该依法追缴犯罪所得。
但一个地区不应该因为自己办理了一宗案件，就产生扩大执法范围、增加罚没金额的财政激励。
只有真正切断这条利益链，才能从经济逻辑上减少“为了钱办案”的可能性。
JURIFY观察：一个亿元案件背后，是刑事司法的边界问题
郑帅是否构成犯罪，应由法院依据事实、证据和法律作出判断。
报道中关于相关公安人员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1亿元的性质以及资金最终去向等严重指控，也需要进一步的官方调查和司法材料确认。
但是，无论这一具体案件最终如何判决，它所提出的制度问题都值得重视。
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企业家形成了一个基本预期：
只要依法经营，就可以安心创造财富。
如果一个企业家除了考虑产品、市场、融资、技术和竞争之外，还必须担心：
几千公里之外的某个基层公安机关，会不会突然以某个业务连接点为理由对企业立案？
那么受到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
受到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长期投资预期。
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公安机关，再到湖南省公安厅自己的公开文件，都已经开始正面处理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企业资产的问题。
因此，现在真正需要回答的已经不是：
“远洋捕捞存在不存在？”
而是：
如何确保刑事司法永远以依法追究犯罪为目的，而不能成为任何地方获取财政收入的工具？
这可能才是郑帅“亿元案件”留给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